青法平台 青苗法鸣 编者按：政府在收集个人信息时，我们常常面临隐私的挑战。即使我们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隐私的重要性依然不容忽视。本文作者为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其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同时有助于我们了解域外学者对于“隐私”的认识，值得学习。 作者简介
Daniel J. Solove，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与科技法教授；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律与科技中心联合主任，隐私和科技法律项目主任
文章来源：本文译文刊于“网络西东”微信公众号；本译文英文原文标题为《Why Privacy Matters Even if You Have ‘Nothing to Hide’》， 译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李敏华。
当政府收集或分析个人信息时，许多人表示他们并不担心。他们宣称：“我没什么可隐瞒的。只有当你做错事时你才应该担心，那时你就没有资格保密。”
“没什么好隐瞒的”论充斥着有关隐私的讨论。数据安全专家布鲁斯·施奈尔（Bruce Schneier）称其为“对隐私倡导者最常见的反驳”。法律学者杰弗里·斯通（Geoffrey Stone）称其为“太常见的论调”。最令人信服的形式是，隐私利益通常微不足道，因此与安全问题的较量注定是安全的胜利。
“没什么好隐瞒的”论无处不在。例如，在英国，政府在城镇安装了数百万个公共监控摄像头，人员通过闭路电视对其进行监控。在该计划的宣传口号中，政府宣称：“如果你没什么可隐瞒的，你就没什么可害怕的。”各种“没什么好隐瞒的”论经常出现在博客、读者来信、电视新闻采访和其他论坛中。一位美国博主在谈到出于国家安全目的对人进行分析时宣称：“我不介意人们想了解我的情况，我没什么可隐瞒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支持（政府）通过监控我们的电话来寻找恐怖分子！”
这种理论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88 年的小说《回响器》（The Reverberator）中的一个人物就曾这样说过：“如果这些人做了坏事，他们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他不能同情他们，如果他们没有做坏事，就没有必要为别人知道而大吵大闹。”
我在新闻采访、讨论等活动中经常遇到“没什么好隐瞒的”论，所以我决定探究这个问题。我向我的博客“一致意见”的读者询问，对于“没什么可隐瞒的”论，是否有好的回应。我收到了大量的评论：
我的回答是“那么你有窗帘吗？”或“我可以看看你去年的信用卡账单吗？”
所以我对“如果你没有什么可隐瞒的……”论的回应很简单，“我不需要证明我的立场。你需要证明你的立场。带着搜查令回来。”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但我也没有什么想给你看的。
如果你没有什么可隐瞒的，那么你就没有生活。
给我看你的，我就给你看我的。
这不是有什么可隐瞒的，而是不关别人的事。
一句话，乔·斯大林（Joe Stalin）会喜欢的。还用说吗？
......
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容易驳斥“没什么可隐瞒的”论。每个人可能都有事情要对别人隐瞒。正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所说：“每个人都犯了罪或有事情要隐瞒。人们只需仔细寻找就能发现它是什么。”同样，在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的小说《陷阱》（“Trap”）中，一个看似无辜的人被一群退休律师在模拟审判游戏中审判，该男子询问他的罪行是什么。“完全是小事，”检察官回答道。“犯罪总是可以找到的。”
人们通常可以想到即使是最开放的人也有想隐藏的事情。正如我的博客文章的一位评论者所说，“如果你没有什么可隐瞒的，那么这实际上意味着你愿意让我拍你的裸照？而我拥有这张照片的全部权利——这样我就可以把它展示给你的邻居？”加拿大隐私专家戴维·弗莱尔蒂 （David Flaherty）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西方世界没有一个有意识的人对自己的隐私漠不关心；那些试图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如果不屈服于某些话题的侵扰，甚至无法忍受几分钟关于他们私生活的询问。”
但这种回应只会攻击“没什么好隐瞒的”论的最极端形式，这种形式并不是特别有力。在较不极端的形式中，“没什么好隐瞒的”论并不涉及所有个人信息，而只涉及政府可能收集的数据类型。对“没什么好隐瞒的”论的反驳，即暴露人们的裸体或他们最深的秘密，只有在政府可能收集此类信息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在许多情况下，几乎没有人会看到这些信息，也不会向公众披露。因此，有些人可能会认为，隐私利益微不足道，而防止恐怖主义的安全利益则更为重要。以这种不那么极端的形式来看，“没什么好隐瞒的”论是强有力的。然而，它源于对隐私及其价值的某些错误假设。
要评估“没什么好隐瞒的”论，我们首先应该看看其支持者如何理解隐私。几乎每一项涉及隐私的法律或政策都取决于对隐私的特定理解。问题的构思方式对解决问题的法律和政策解决方案有着巨大的影响。正如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所说：“问题提出得好，就解决了一半。”
大多数理解隐私的尝试都是通过尝试找到其本质——其核心特征或将我们归类为“隐私”的各种事物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点来实现的。例如，泄露你最深的秘密可能会侵犯隐私。如果你被偷窥狂监视，即使没有透露任何秘密，隐私也可能受到侵犯。秘密泄露的危害在于你隐瞒的信息会被传播给他人。而偷窥狂的危害在于你被监视了。无论偷窥者是否发现了任何敏感信息或向他人透露了任何信息，你都可能会觉得这很恐怖。侵犯隐私还有许多其他形式，例如敲诈勒索和不当使用你的个人数据。如果政府编制了一份关于你的详尽档案，你的隐私也会受到侵犯。
换句话说，隐私涉及很多方面，不可能将它们全部归结为一个简单的概念。我们也不需要这样做。
在许多情况下，隐私问题从未与利益冲突相平衡，因为法院、立法者和其他人未能认识到隐私问题牵涉其中。人们不承认某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不符合特定的一刀切的隐私概念。无论我们是否将某事称为“隐私”问题，它仍然是一个问题，问题不应被忽视。我们应该关注所有引发我们保护隐私欲望的不同问题。
为了描述收集和使用个人数据所造成的问题，许多评论家使用了基于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的比喻。奥威尔描绘了一个由名为“老大哥”的政府统治的令人痛苦的极权主义社会，这个政府痴迷地监视着其公民并有着严格的纪律。奥威尔侧重于监视的危害（例如抑制和社会控制）的比喻，可能适合描述政府对公民的监视。但计算机数据库中收集的大部分数据，例如种族、出生日期、性别、地址或婚姻状况，并不是特别敏感。许多人不在乎隐瞒他们住的酒店、他们拥有的汽车或他们喝的饮料种类。如果别人知道这些信息，人们通常不会感到拘束或尴尬，但也并非总是如此。
另一个比喻更好地捕捉了这些问题：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的《审判》（The Trial）。卡夫卡的小说围绕着一个被捕却不知原因的人展开。他拼命想找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的被捕，以及他将会面临什么。他发现一个神秘的法院系统有他的档案，正在调查他，但他无法了解更多信息。《审判》描绘了一个目的难以捉摸的官僚机构，它利用人们的信息做出有关他们的重大决定，却又剥夺人们参与其信息使用方式的能力。
卡夫卡式隐喻所描绘的问题与监视造成的问题不同。它们往往不会产生抑制作用。相反，它们是信息处理的问题——数据的存储、使用或分析——而不是信息收集的问题。它们影响人们与现代国家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它们不仅通过制造无助和无力感来使个人感到沮丧，而且还通过改变人们与对他们的生活做出重要决定的机构的关系来影响社会结构。
困难在于，评论家们试图从监控的角度来思考数据库造成的问题，而事实上，这些问题是不同的。
评论家经常试图通过指出人们想要隐藏的东西来反驳“没什么好隐瞒的”论。例如，监视可以抑制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其他对民主至关重要的第一修正案权利等合法活动。
回到我对文学隐喻的讨论，这些问题不仅是奥威尔式的，而且是卡夫卡式的。在《审判》中，问题不是行为受到抑制，而是由于法院系统使用个人数据并拒绝让主角了解或参与这一过程而造成的令人窒息的无能为力和脆弱性。
例如，假设你买了一本关于癌症的书。这次购买本身并不难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它只表明了你对这种疾病的兴趣。假设你买了一顶假发。购买假发本身可能出于多种原因。但将这两条信息结合起来，就可以推断出你患有癌症并且正在接受化疗。你可能不介意分享这个事实，但你肯定希望有选择权。许多政府的国家安全措施涉及维护一个个人无法访问的庞大信息数据库。事实上，由于它们涉及国家安全，这些计划的存在本身往往是保密的。这种阻碍主体知情和参与的信息处理方式是一种正当程序问题。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涉及政府机构对待人民的方式，并造成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权力失衡。政府人员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对公民拥有如此重大的权力？
个人数据将存储多长时间？这些信息将如何使用？将来会有什么用途？任何个人信息的潜在用途都是巨大的。如果对这些信息的使用方式没有限制或问责，人们很难评估数据被政府控制的危险性。
例如，假设政府人员得知某人购买了一些关于如何制造毒品的书籍。这些信息使他们怀疑该人正在建立一个毒品实验室。记录中缺少的是完整的故事：该人正在写一本关于制造毒品的人物的小说。当他购买这些书时，他没有考虑到政府人员会认为这次购买有多可疑，他的记录也没有透露购买的原因。他是否应该担心政府会审查他的所有购买和行为？他是否应该担心自己会被列入可疑人员名单？即使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也可能希望将他的记录保密，以免政府人员从中做出错误的推断。他可能不想担心自己所做的一切会被紧张地监视犯罪活动的人员视为犯罪。他可能不想让计算机因为他的行为模式不寻常而将他标记为可疑。
“没什么好隐瞒”论只关注一两种特定的隐私问题——个人信息披露或监视——而忽略了其他问题。它假设了一种关于隐私的特定观点，而排除了其他观点。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区分两种为要求获取个人信息的国家安全计划辩护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不承认问题。这就是“没什么好隐瞒”论的运作方式——它甚至否认问题的存在。第二种方式是承认问题，但认为该计划的好处大于隐私的牺牲。第一种辩护影响了第二种辩护，因为对隐私的低重视是基于对问题的狭隘看法。关键的误解是，“没什么好隐瞒”论以这种令人不安的特殊、片面的方式看待隐私。
更深入地研究“没什么好隐瞒”论，我们发现它寻找的是一种独特而深刻的伤害。讽刺的是，那些主张加强隐私保护的人有时也认同这种潜在的伤害观念。例如，南卡罗来纳大学法学教授安·巴托 （Ann Bartow）认为，为了产生真正的共鸣，隐私问题必须“对活生生的人类生活产生负面影响，而不仅仅是引起不安感”。她说，隐私需要更多的“尸体”，隐私“缺乏血腥和死亡，或者至少没有骨折和大量金钱，这使隐私损害与其他 （类型的损害）区分开来。”
安·巴托（Ann Bartow）的反对意见实际上与“没什么好隐瞒的”论一致。那些提出“没什么好隐瞒”论的人想到的是一种特殊的令人震惊的隐私损害，只有当一些非常尴尬或有损名誉的事情被揭露时，隐私才会受到侵犯。像安·巴托 （Ann Bartow）一样，“没什么好隐瞒”论的支持者要求一种死亡类型的伤害。
安·巴托（Ann Bartow）说得没错，人们对血腥和死亡的反应比对抽象问题的反应要强烈得多。但如果这是认定问题的标准，那么很少有隐私问题会被识别。隐私不是恐怖电影，大多数隐私问题不会导致死亡，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要求提供明显损害的证据会很困难。
隐私通常不是受到单一恶劣行为的威胁，而是受到一系列相对较小的行为的缓慢累积的威胁。在这方面，隐私问题类似于某些环境危害，这些危害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不同行为者的一系列小行为而发生。尽管社会更有可能对重大漏油事件做出反应，但由众多行为者造成的渐进式污染往往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
隐私不会一下子消失。它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一点点几乎不知不觉地消失，直到我们最终开始注意到消失了多少。当政府开始监控人们拨打的电话号码时，许多人可能会耸耸肩说：“啊，这只是数字，仅此而已。”然后，政府可能会开始监控一些电话。“这只是几个电话，仅此而已。”政府可能会在公共场所安装更多摄像机。“那又怎么样？再多几个地方再安装几个摄像机监控。没什么大不了的。”摄像机的增加可能会导致更复杂的视频监控网络。可能会增加卫星监控来帮助追踪人们的行动。政府可能会开始分析人们的银行记录。“这只是我的存款和我支付的一些账单——没问题。”然后，政府可能会开始梳理信用卡记录，然后扩展到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记录、健康记录、就业记录等。每一步似乎都是渐进的，但一段时间后，政府将监视和了解我们的一切。
人们可能会说：“我的生活是一本公开的书。我没什么可隐瞒的。”但现在，政府掌握了每个人的活动、兴趣、阅读习惯、财务状况和健康状况的大量档案。如果政府将这些信息泄露给公众怎么办？如果政府根据你的活动模式错误地确定你可能会从事犯罪行为怎么办？如果它剥夺你的航行权怎么办？如果政府认为你的财务交易看起来很奇怪（即使你没有做错任何事）并冻结了你的账户怎么办？如果政府没有以足够的安全措施保护你的信息，身份盗用者获取并利用它来诈骗你怎么办？即使你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政府也会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有些人可能会说：“但政府不想伤害我。”在很多情况下，这是真的，但政府也可能由于错误或粗心大意而无意中伤害人们。
当“没什么好隐瞒的”论被解开，其基本假设受到质疑时，我们可以看到它如何基于这种假设将辩论转向其论点，然后从不公平的优势中获取力量。“没什么好隐瞒的”论代表了一种独特而狭隘的隐私观念，它胜在只考虑到了一些问题而排除对政府安全措施经常涉及的其他问题的考虑，因此当忽略假设直接参与辩论时，“没什么好隐瞒的”论会使人陷入困境。但是，当面对政府数据收集和使用所涉及的除监视和披露之外的多种隐私问题时，“没什么好隐瞒的”论最终无话可说。
即使你“没什么好隐瞒的”，隐私为何仍然重要 本文责编 ✎ bear
本文编辑 ✎ 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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